这个《儒林外史》是清代著名作家吴敬梓创作的长篇小说,也是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。
它开创了以小说直接评价现实生活的范例,也代表着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一个高峰。
这个小说形象地刻画了在科举制度下,知识阶层精神道德和文化教育的现状。
全书共56回,以写实主义手法描绘了明代士人对于“功名富贵”的不同态度和表现。
真实地揭示了人性被腐蚀的过程和原因,从而对当时吏治的腐败、科举的弊端和礼教的虚伪等进行了一些揭露。
事实上,《儒林外史》的问世,在中国小说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,奠定了中国古典讽刺小说的基础。
这本《儒林外史》已经被翻译成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、西班牙等十余种文字,在世界上广泛传播,成为一部世界性的文学名著。
后人对《儒林外史》评价甚高,鲁迅认为该书思想内容“秉持公心,指摘时弊”。
胡适也认为该书的艺术特色,堪称“精工提炼”。
事实上,《儒林外史》中出场的人物共三百七八十人,其中属儒林人物的仅一百人左右,但这些儒生大多为书中主要人物。
虽然他们的命运各异,但他们都在18世纪士人生活浮世绘中占有一席之地。
作者从不同角度描写了他们生活的浮沉,境遇的顺逆,功名的得失,仕途的升降,思想情操的高尚与卑劣,社会理想的倡导与破灭。
儒林外史人物形象特点尤为突出,可以作为褒贬标准的,乃是他们对功名富贵的态度。
这些儒生,正如闲斋老人所说的,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,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。
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,而自以为高,被人看破耻笑的人。
当然,也有特立独行的人。
功名富贵人所必争,王元章不独不要功名富贵,并且躲避功名富贵。
不独王元章躲避功名富贵,元章之母,亦生怕功名富贵。
这是真其性格与人不同吗?
其实,天地之大,何所不有,原有一种不食烟火之人,难与世间人同其嗜好。
可见,这部作品有一个明朗的主题,通过许多的具体的人物形象,对士大夫阶层思想道德的堕落,予以无情的暴露,从而揭发科举制度的阴暗面。
吴敬梓所生活的年代,那时以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巳残酷地愚弄人民很久了。
他少年时也曾考取过秀才,到南京应过乡试,书中贡院的生活写得那样具体,没有直接的体验是写不出的。
他通过长时期的观察体认,深刻地认识到八股文腐蚀人心吏治。
对《儒林外史》人物形象的塑造,笔者是十分重视的,因为小说毕竟是通过人物来反映生活、描写社会的。
一部小说在艺术上的成败,常常取决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否成功。
第一回以王冕的故事喻示全书的主旨。
第二至第三十二回,分别写各地和各种类型的儒林人物。
第三十三回以后,随着杜少卿迁居南京,全书中心也转移到南京士林的活动,祭泰伯祠成为贯穿其中的主要事件。
最后,他以“市井四大奇人”结束了全书,与第一回遥相呼应的意味。
《儒林外史》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,除了得力于突出人物的特征性,言行与渲染,和它写出了人物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有关。
它的人物是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,又是这种社会环境的主人,而且是这种社会环境的体现者。
人物与环境融为一体了。
比如,一个大老官散漫使钱,接连用大把银子赠人,帮助摘了印的王知县,与娘子携手游清凉山,与南京名士的往还。
通过这些,把一个洒脱俊逸的大老官,一个轻财好士的豪杰,一个既敦孝,又不拘俗礼的名流,形神兼备地刻划出来了。
人物与环境融为一体,不可分割。
事实上,吴敬梓也有自己的真实故事作为影子进入了此书。
吴敬梓出身于书香门第、科甲鼎盛的缙绅世家。幼时被过继给做官的大伯父,大伯父去世后家族内发生了争产纠纷,甚至发生了亲族冲入家中攫夺财产的事件。
这件事使吴敬梓看清了封建社会家族伦理道德的丑恶本质,以及那些官僚名流的虚伪面目,看透了人世间的世态炎凉及人心的鄙陋愚昧。
他从此弃绝功名,仗义疏财,肆意挥霍遗产。
30岁以前,就将田产、房产都消耗尽了。33岁时移家到了南京。
可见,他会以真人真事为原型,加以艺术的锤炼,使之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。
不仅仅对当时吏治的腐败、科举的弊端、礼教的虚伪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讽。
另一方面热情地歌颂了少数人物人性的守护,从而寄寓了作者的理想。
事实上,《儒林外史》是我国杰出的讽刺小说,它像一面镜子,照出了封建制度走向崩溃时黑暗社会的种种丑态,并予以强烈的讽刺,其思想内容是非常丰富的。
它是封建末世的真实写照。
《儒林外史》批判的笔锋指向了整个封建末世。
首先是抨击了贪官污吏。
南昌太守王惠集残暴、狡诈、贪婪于一身,念念不忘“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”。
全书开始时,作者就借王冕之口说一代文人困于这个法(指八股),却定的不好。
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,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。
吴敬梓通过一系列典型形象,触目惊心地展示了巨大的厄运笼罩着一代文人,他们的智能被破坏了,道德被腐蚀了。
小说中绝大多数的读书人,都是八股取士的牺牲品。
特别是“四位奇人”表面上看来虽然都是市井小民,吴敬梓却都赋予他们读书人的性格,寓意真的很深远。
《儒林外史》虽然假托明朝,实际是反映清朝康乾时期知识分子的命运、这当然是与作者吴敬梓个人真实的生活非常相似。
正由于社会上充满了许多矛盾的现象,无形中也就提供吴敬梓一个绝佳的创作题材。
更何况吴敬梓本人科举不顺,又遭到家产被夺、爱妻病故等一连串重大的打击,对于人生,对于知识分子的痛苦,都有着深刻的体会。
《儒林外史》不仅是一部凝聚着人生智慧的书,也是一部凝聚着小说智慧的书,当人生智慧与小说智慧相遇时,就形成了特有的笔法,特别有表现力。
吴敬梓用类似于史家传记的方式,庄重平实地叙写“书中第一人”虞博士,以展现虞育德的贤人风范。
用直接心理描写,来揭示“礼贤下士”的表演意味,启发后人反思历史上的种种戴着面具的表演。
事实上,吴敬梓不想把虞育德写成一个神秘莫测的人物。
读《儒林外史》,我们深切地感到,在描写那些不可理解、不可接近的人物时,吴敬梓格外乐于用第三人称来叙事,比如他写杨执中就是如此。
吴敬梓以此表现他们的不合常情,表现他们令人迷惑不解的言行。
举个例子!
虞老爷叫小厮搬出三十锭大元宝来,望桌上一掀,接着吴敬梓即写老人的眼就跟这元宝滚。
这个“滚”字,把老人对钱财的专注、贪婪和兴奋的情景,写得实在传神了!
《儒林外史》的这种语言艺术特色,它的一字一句,如同构成漫画的线条一样,尽管笔墨非常简洁,但它却突出了人物最主要的性格,具有字字深入骨髓,句句生动传神的作用。
吴敬梓还把无知无耻的人,庄重地尊称为“老实人”,正因为说他是“老实人”,才使他的无知无耻,显得倍加真实。
这讽刺,真是既极尽委婉,又辛辣入骨。
寓庄于谐,其实处处皆泪痕,讽刺艺术是一种引人发笑的艺术,然而《儒林外史》的语言所引发的笑,却往往要叫人在笑得轻松愉快的同时,还要笑出沉痛悲愤的眼泪来。
总之,儒林外史人物形象特点,是着重反映各色人物对功名得失的态度,很多故事是以真人真事为原型的写照。